方汉奇先生如何培养博士研究生？[1]
刘泱育
摘要：方汉奇先生将传道、授业和解惑视为研究生导师的责任。在40年的博士生培养实践中，用“与人为善”“以礼相待”和“依性而行”来阐释传何种道；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来落实授什么业；用“判断选题价值”“审思理论概念”和“厘清史料细节”来回答解哪类惑。方汉奇先生的育人经验具有启发意义和推广价值。
关键词：博士生培养；方汉奇；导生关系；研究生教育
作者简介：刘泱育，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南京 210023。
在我国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博士生导师如何卓有成效地育人成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重要且紧迫的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不但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首届召集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唯一的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而且是新中国首批新闻学三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自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以来，方汉奇先生在过去40年间已招收和培养了50多位博士，其中包括新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清华大学郭镇之教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先后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的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王润泽教授，可谓桃李芬芳。2023年6月，97岁的方汉奇先生培养的“90后”博士生王保平荣获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为什么方汉奇先生培养的博士生英才辈出？作为导师的他“做对了什么？”在方先生看来，“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的责任”[1]，本文因而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先生的育人经验。
一、传何种道？
“道”既是轨辙，也是规律，更是博士生导师经验与智慧的凝结。就“传道”而论，方汉奇先生在育人实践中，特别注重“与人为善”“以礼相待”和“依性而行”。
1.与人为善
“友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构成部分，以“与人为善”作为“为人之道”来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博士生需要掌握的关键技能。方汉奇先生当年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时，校训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他接受的教育是“爱的教育”，这种“爱的教育”对方先生的影响，体现在他数十年践行“与人为善”的“为人之道”上，并将此作为学术生涯的经验之谈传授给博士生。
方先生主编的3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影响深远，是新中国新闻传播学成果中首部被译介到国外的著作。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奠定了中国新闻史在学术界的地位[2]。若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知识生产过程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重大成果是方先生“与人为善”的产物。据其回忆：“我在组织力量撰写《通史》之前，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编写工作，我负责的是‘中国新闻事业’部分。我这个负责人只是做联系工作、组织工作，每一个词条都需要一个作者，每个作者都是这方面的专家。”由于大百科全书词条的编写需要大量的组织工作，所以方先生“就广结善缘。在这个基础上，和全国许多院校、新闻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后来大家就有合作的可能，否则短期内完成一个大课题是不容易做到的”[2]。
对于方汉奇先生言传身教的“与人为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深深服膺并“绝知此事要躬行”，她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取名为“以善为美”。在一次受访中，陈昌凤自言“碰到困难或者麻烦的时候，我都会顺着自己心灵的指引和认同的价值观扪心自问，是否能与人为善”，并将“以善为美”作为与传媒学子分享的人生经验[3]。
中国人民大学邓绍根教授先后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秘书长和秘书长，他与人为善、广结善缘，热诚为新闻传播学界服务，受到多方赞誉[4]。邓绍根后来深情地回忆说：“方先生不仅是我入新闻传播学的引路人和指引者，是我学问上的业师，更是我人生的导师。”当年接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秘书长时，“方先生鼓励我说：绍根，你有这样的能力，我相信你。你记住八个字——‘与人为善，广结善缘’，你就能做好。我这几年为中国新闻史学会服务，如果说大家还认可我，那都归功于方先生对我这八个字的教导”[2]。
2.以礼相待
《礼记》在谈论学习与教育时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意思是：凡学习之道，最难的就是尊敬老师。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才会受到尊重，道受到尊重，然后人们才知道尊崇敬重学问[5]。方汉奇先生的博士生们无一不发自内心地尊重方先生。而方先生之所以能够赢得博士生们的尊重，离不开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博士生们“以礼相待”。这一做法本身就属于“传道”。
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当年是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的身份师从方汉奇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是方先生的“同事”。程曼丽过40岁生日期间，正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学术访问。方先生就提前写了一封生日贺信，请与程曼丽同行者在她生日当天转交。对此，程曼丽在惊喜之余深受感动。方先生在给她的生日贺信中提了几点希望，包括希望程曼丽能够如期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程曼丽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蜜蜂华报》，不但是我国澳门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家报纸，而且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和第一份外报。由于这份报纸是用葡萄牙文编印的，程曼丽为做研究，专门自学了葡萄牙语，并且高质量地完成论文写作。她在博士学位论文后记中写道：本研究“首先应当归功于我的导师方汉奇先生，是他帮助我坚定了选题的信心，并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在过去三年的学习时日里，他的关爱、扶掖与提携常使我心存感激，并将促使我‘不断精进’（先生赠予我的话）”[6]。
实际上，不止程曼丽收到过方先生的生日祝福，作为导师的方先生记得每个博士生的生日，并且每年都给学生送上生日祝福。事因难能，所以可贵。在《方汉奇日记》中，几乎每个月都有先生祝贺弟子生日的记载。限于论文篇幅，仅举部分事例。1月，“发给李彬生日祝贺信”；3月“今天为玉凤45岁生日，给她发去了贺信”；4月，“上午发微信给今天过生日的昌凤”；5月，“下午给曹立新发了微信，祝贺他的生日”；6月“发短信给云泽，祝贺他32岁生日”；7月，“给润泽发了40岁生日贺信”；9月，“祝今天是他生日的杨立新生日快乐”；10月，通过微信给彭兰发去了生日祝贺，今天是她50大寿。有时一个月之内，方先生要发多份生日祝福，例如11月份，给蔡铭泽、涂光晋发去了生日贺信；“发微信祝贺永华的43岁生日”；“给宋晖发了生日贺信”；“发信给傅宁，祝贺她40周岁生日”；给林溪声发去微信祝贺她的生日；“发微信给江凌，祝贺他的生日”；“发微信给李红祥，祝贺他39周岁生日”。12月，“给胡太春发去生日贺信”；“给艾红红发去40岁生日贺信”……
方汉奇先生在与弟子们交往时以礼相待，这体现在他不但尊重每一个人，而且在每一次交往中都做到尊重。例如，2015年11月3?15日，方先生应在暨南大学执教的弟子们邀请，到广州休假，在穗期间，弟子们殷勤招待。回京之前，方先生特地精心安排了一次答谢宴，于11月9日便开始了解菜谱，为答谢宴做准备。并于2015年11月15日设晚宴答谢蔡铭泽教授、蒋建国教授、邓绍根教授等弟子们。
3.依性而行
《中庸》开篇便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天性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清人顾嗣协在《杂兴》诗中阐释他对“人尽其材”的重要性的理解：“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高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7] 每个人天性不同，兴趣各异，这才有“因材施教”的必要。方汉奇先生无论是当年考大学时只报新闻系，还是大学毕业后终生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他一辈子根据自己的天性，以兴趣为职业[8]。在培养博士生时，方先生从自己对“尽性”的“道”的切身体悟出发，鼓励学生依性而行，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兴趣所在，倡导发挥博士生的独特优势。
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一次讲座中谈治学之道时强调，做研究“不要选不是你优势的东西”，并举反例说：“有一个博士研究生研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选了这样一个题目，但他的第一外语是日语，可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大量是使用英语的那些媒体的记者，结果他写出来的论文大量是第二手材料，因为他没法使用英文的第一手材料。很多外国记者写的报道他看不懂，有关的传记和文献材料他无法使用”，如果把这个题目改成研究日本记者在中国的活动，“那他就如鱼得水了”[9]。
1994年，我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是研究网络与新媒体的代表性学者，从1997年开始，网络媒体便成为她教学与研究的中心。2001年，彭兰师从方汉奇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0]。她原来是学计算机的，并非新闻学专业出身，但方先生无论博士生什么学科背景，“他都会一视同仁，并尽力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按照自己的研究志趣发展”。在考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彭兰觉得在方先生门下，理应像先生以前指导的博士生一样，“去挖掘久远的历史”，但方先生却毫不犹豫地认为，彭兰“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研究网络媒体的发展史”。并在这一选题当年面临质疑时，给予她坚定的支持。彭兰在方先生90岁生日前撰文回忆读博往事：“我的论文题目，原来拟的是《中国网络媒体十年》，方先生敏锐地给它加上了‘第一个’这样一个限定，这个研究的意义因为这三个字而得以凸显”，并表达“对方先生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11]。
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向来极为密切。擅长理论思辨的华中科技大学唐海江教授当年师从方汉奇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研究清末政论报刊与社会动员。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后记中感佩导师“谦逊宽容的为人为学之态度”，“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在申报论文选题时，因论文史论结合的特征比较突出，当我提出这一选题时，原本担心会遭到否决，没想到这一选题却得到了先生的极力赞同和肯定。”[12] 方汉奇先生后来在为唐海江的专著作序时表示，深知他“有较强的文史根底和哲学思辨能力”[13]。这可以解释先生为什么选择“赞同”而不是否决唐海江的学位论文选题。
二、授什么业？
如果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天下事，做有心人”是方汉奇先生的治学格言，那么，“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则是方先生传授给博士生的为学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论。
1.读万卷书，尊重前人劳动
学术创新本质上是与前人的劳动进行比较所产生的差异。而“文献是前人劳动的成果，应当受到我们的尊重”[14]。在方汉奇先生看来，“尊重前人的成果，这是治学者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一项原则”[15]。毕竟，如果不尊重前人的劳动，不止有学术失范的风险，而且学术创新无从谈起。
方先生本人十分尊重前人劳动。例如，他在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时，自己负责为第一章（除第一节外）《中国古代的新闻事业》撰稿，在16万字左右的篇幅中，注释达500余处。在注释中，除了引用前人的观点要详细注明出处外，对于前人所发现的史料，他在引用时亦详细注明“转引自”何处，表明先生对前人首次发现史料所付出劳动的尊重[9]。
由于只有通读文献，全面了解已有的研究，才谈得上尊重前人的劳动，因此，方先生对博士生写读书报告的要求十分严格——这可由澳门大学林玉凤教授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经历得见一斑。
林玉凤清楚地记得：“第一年要写读书报告，我在澳门长大，原来没有觉得读书报告很重要，方先生开给我的书单，说实话，有些书我当时觉得写得并不好。加之我那时在澳门大学的教学任务很重，记得有一个月我没写出来，就告诉先生说：我这次来不及过来了，我没写好读书报告，并且没订到飞机票。先生说：那下个月见。下个月见面时就补交上个月的读书报告。先生委婉地批评说：‘玉凤，以后澳门那边没飞机，你可以从香港飞，香港每天有5班。广州也有，你从澳门坐大巴到广州的机场就可以。广州如果没有还可以从深圳飞，深圳每天有2班，你从澳门坐船过去很方便。’我当时感觉先生要求好严格，以后就不敢再拖读书报告了。”[3]
值得注意的是，方汉奇先生传授给博士生的治学之法，不仅影响了博士生，而且实现了“影响力”的“代际传递”。例如，林玉凤教授便在自己执教的澳门大学采用方先生传授的方法培养学生：“有一天读方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要通读文献写读书报告了，因为我们就是要看整个研究是怎样走过来的，包括从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怎么研究新闻史的时候，从早期的写得不好的著作，一直到现在，了解新闻史研究是怎样发生变化的。至此我终于领悟了方先生培养博士生时要求写读书报告的方法为什么重要。我如今培养学生，就沿用了方先生的做法。”②
2.行万里路，搜集一手资料
要想做好学术研究，不但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对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文献资料做到心中有数，为我所用。
方汉奇先生当年曾应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之邀主编《清史•报刊表》。在详尽搜集国内外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对清代海外华文报刊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尤其侧重分析创办人群体的情况，其中《1815—1911年各时期海外各地创办报刊的数字统计表》《清季海外华文报刊出版地点分布情况统计表》和《清季海外华文报刊创办人情况统计表》，使得清代海外华文报刊的生长轨迹一目了然[16]。
除了委托别人代查国内外的特定资料，方先生本人的足迹遍及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加坡。他曾利用公私出访的机会，到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东亚部、日本东京的国会图书馆、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等地查阅报刊原件，搜集新闻史料[17]。
之所以要行万里路，搜集一手资料，是因为一手资料实质性地影响着学术成果的质量。例如，《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这篇论文，是方汉奇先生运用一手资料治新闻史的典范之作。他在完成这一研究后，感触颇深：“《神州日报》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很有名的报纸，于右任的办报活动是从这个报纸开始的，他和这个报纸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在这个报纸待的时间也很长，这些都是以往根据二手材料得出的印象。最近，为了系统地介绍这个报纸，我仔细地翻阅了原报，才发现于右任主持《神州日报》的时间原来只有80天，一场火灾把《神州日报》烧光之后，他就不再坚持了。”从方先生的治学经验来看，“你不亲自去掌握第一手材料，就很难进行分析，作出判断”。《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全文共有25个注释，采用的都是一手史料，其中24个注释来自《神州日报》原报[18]77-78。
北京交通大学王靖雨副教授是方先生培养的博士生，她在新闻传播学界著名学刊《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8期发表的论文《“宣传”何以重于“军事”？——1943年蒋介石所建构宣传系统的初步溃败》，里面的多条论据来自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这是王靖雨在方先生的支持和指导下，两度前往美国搜集一手资料的结果。
王靖雨去美国搜集资料时，方先生于2016年12月3日曾建议她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方图书馆和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在第二次前往美国搜集资料期间，王靖雨于2018年6月28日从美国发微信给方先生称，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方图书馆有新的发现——蒋介石让陈诚注意中共方面宣传报道手法的档案材料。这条史料为《蒋介石日记》所不载。
3.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
方汉奇先生自1948年发表第一篇新闻史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18]30，迄今已从事新闻史研究75年。在对新闻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洞若观火的基础上，他对博士生说要“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其中，“打深井”是研究要实现的目标，进行“个案研究”则是方法论[19]169。“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20] 在方先生看来，“有了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才能进行必要的定量、定性分析和面上的综合概括”，不仅如此，“对年轻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从个案研究入手也较易出成果，比泛泛的面上讨论也更有价值”[2]。
著名报人邵飘萍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若论“打深井”的“个案研究”，方汉奇先生所做的“邵飘萍研究”堪称鲜活的范例。从1982年至1987年，他发表了《访邵飘萍夫人》《纪念邵飘萍》《邵飘萍是共产党员》等多篇文章。在研究过程中，方先生为获得一手史料，先后走访了包括邵飘萍的两位夫人汤修慧和祝文秀在内的多位人士。而为核实邵飘萍是否为共产党员这一重要问题，方先生则先后四次采访知情者罗章龙。方先生的研究纠正了此前对邵飘萍的误识，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例如，长期以来，多数人认为邵飘萍出生于1884年11月1日，北京和浙江金华（邵飘萍的家乡）两地的新闻界数百人还曾于1984年11月1日隆重集会，纪念邵飘萍100周年诞辰。但方先生根据祝文秀提供的邵飘萍生辰八字和属相，将其出生年月订正为1886年10月11日[18]80-82。这表明以前的“隆重纪念”实际上“纪念错了”。此后开展邵飘萍诞辰的纪念活动便遵照方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例如2016年10月11日对邵飘萍诞辰130周年的纪念。
方先生对邵飘萍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打深井”的重要性。湖南师范大学吴果中教授自2004年师从方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起，一直围绕中国近现代画报史进行扎实而系统的深入研究。从2007年发表《中国近代画报的历史考略——以上海为中心》开始，吴果中迄今已有6篇研究中国近现代画报的论文发表在代表我国新闻传播学最高水平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学刊上。继2007年出版由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成书的《<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后[21]，她十年磨一剑，“凭借较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合理的研究方法，迸发出蓊郁蓬勃的学术朝气”[22]，于2017年出版了《左图右史与画中有话：中国近现代画报研究（1874—1949）》。
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既是我国现有报纸中出刊时间最长的，也是“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自2004年师从方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山东大学王咏梅教授近20年来一直围绕和《大公报》“渊源最深”的著名报人胡政之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除了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新闻巨子胡政之》以外，她还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胡政之人脉关系研究”，并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成长为研究胡政之的知名学者[23]。
三、解哪类惑？
对于博士生而言，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涉及选题价值的判断、理论概念的审思和资料细节的辨析。方汉奇先生就是在这些关键环节上为学生“解惑”的。
1.选题价值之惑
对于指导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选题”。在方汉奇先生看来，“选好题目，是论文写作成功的一半，只有选好了题目，才能明确主攻方向，体现出论文的特点和优点”[24]。
博士生在选题时面临困惑是常见之事。作为方先生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原所长尹韵公的博士学位论文曾打算研究中国古代传播工具演变史，因为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写过《传播与古代中国社会》的文章。但方先生从新闻史研究进展的全局考虑，认为我国台湾学者朱传誉已经写出《宋代新闻史》，因此，他劝尹韵公放弃原有想法，说：“我看你最好搞明清新闻史，这个选题更有意义和价值。”尹韵公也觉得方先生为自己“选的课题确实更具魅力和诱惑力”，因此，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为研究我国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25]。
中国人民大学赵云泽教授也回忆过自己当年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方先生是如何为他解惑的：“讨论论文选题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先生书房中，师与我相对而坐，两杯清茶，我列出思考了良久的9个题目，先生逐一分析其学术价值，才定此题。”对于确定后的选题方向，“先生白天晚上和我一起看，周六周日也不休息，用了整整两周时间修改它。很多地方，他对自己的修改又作了修改”[26]。
在《方汉奇日记》中，多次记载过先生如何在学位论文选题上为博士生解惑。例如，两位博士生“关门弟子”赵国宁和周航屹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上都曾纠结过。赵国宁犹豫过到底选哪个题目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从<资治通鉴>看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三国魏晋时期的传播活动》《算法与控制——中国智能新闻史研究》，方先生在与她充分交流后，最终为其定题。而周航屹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则先后考虑过《上书与报刊：形态递嬗与关系变迁——以清季为视域》《近代小说家报人与都市文化建构》《严独鹤言论思想研究》《报界与学界：报纸与学生社会的关系研究（1904—1939）——以上海〈时报〉为中心的考察》《沟通：中国新闻核心理念的历史演变》《中国新闻学术共同体的初建：以民国新闻期刊为中心的考察》……当他对新闻人安岗产生研究兴趣后，方先生又帮他分析研究的价值以及难度所在，“担心熟悉安岗的人大多已去世，会给研究造成困难”。
2.理论概念之惑
中国人民大学王润泽教授当年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时，对于论文的理论概念有过困惑。她回忆说：“以前我常想，我的论文应该用哪一种模式，引入哪一种概念，以让它看起来更有深度，或者说更能‘唬人’呢？在台湾世新大学的学术会议上，我和方先生聊了起来，他的回答让我更加坚持自己的‘不学术’态度。其实方法只有一种，而任何方法都要占有资料，不然就会站不住脚。”王润泽的博士学位论文因而尝试“用完全的史料作内容”，以研究框架本身代替理论支持来构建研究[27]。
王润泽后来撰写文章，深入解读自己领悟的方先生治新闻史所展示的功力和境界。其中谈到，方先生的文章很少借助于概念和理论，而这是“一般上乘史学作品才有如此的品质，正如最高级之食材料理全凭天然味道、绝无人工调料色素的造作味道”。并且，相较于今天借助西方理论和概念来进行的学术创新而言，借助于史料的方先生，在当时对新闻史研究的贡献程度更大、更深[28]。
需要说明的是，以史料见长的方汉奇先生，虽然自己的文章很少借助于概念和理论，但他对于博士生在新闻史研究中引入社会科学理论持开放态度[19]35。
3.史料细节之惑
方汉奇先生在解答博士生的史料细节之惑时，体现出的不仅是认真批改博士学位论文全文的严谨态度，而且是导师能够发现学生未察觉之误的深厚学养。
例如，南京师范大学刘继忠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新闻与训政：国统区的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初稿341页，方先生批改370余处。不只是正文，刘继忠的博士学位论文有50多页附录，先生全都细看。其中一些史料细节，刘继忠自己有困惑，例如，1914年，孙中山制定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该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据此把进行‘帙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对于这里的“帙序”，刘继忠做了标注“疑为秩序”。方先生在旁批改道：“帙秩两字相通。”还有一些不易察觉有误的史料细节，刘继忠并未意识到有问题，先生一一为其指正。例如，官名“司棣校尉”应为“司隶校尉”。人名“尤列”应为“尢列”，“吴凖”应为“吴隼”，我国台湾学者“徐咏平”的名字，其中“咏”应为“詠”。
再如，西安外国语大学赵战花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1949—2019年的中国新闻史学史。方先生在指导过程中同样花费了大量精力，他逐字逐句地细看赵战花的文稿，细致到把页脚下注释中的错别字以及史实错误、引用错误以及博士生的笔误等都一一标注出来。关于引用错误，赵战花有过困惑：“其中有几处引用错误经我再查似乎无误，我告知方老师我的结论。老师说，‘你说的没错，但是你查到的这个出处本身就已经是引用错了’。”[29] 不仅如此，方先生在给赵战花所提的诸多修改意见中，对每一条修改意见都进行了仔细的说明，以消除她“为什么要这样改”的疑惑。
又如，暨南大学青年教师王保平师从方先生读博时，曾于2021年7月29日发给方先生3页汪精卫投敌后陶希圣写给汪讨论宣传工作的信，因为这封信是手写的，用的又是繁体字，他看不明白，求助导师。方先生看后，便约王保平第二天来家帮他识别一下。对于这封很多字博士生都看不明白的手写书信，方先生帮助他一一作了梳理和诠释。王保平走后，方先生又给他发去了有关陶希圣的两篇回忆性文章，供他参考。
研究生导师既是传授思想、培育道德的传道者，也是教授专业知识、技能的授业者，还是学生所遇问题的解惑者[30]。就博士生培养而言，导师不仅是博士生学术道路的指导者，更是价值观塑造的引路人[31]。需要注意的是，方汉奇先生从为人之道和治学之方两大方面对博士生进行培养，不仅限于博士生攻博士学位期间，而且延伸到博士生毕业后的日常交往之中。由于“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32]，笔者正在写作的《方汉奇先生年谱长编》一书因而将依据此种问题意识，借助方先生授权独家使用的《方汉奇日记》，汇集他与博士生们日常交往的详情，从而与本研究构成“互文”关系。
“传道”“授业”“解惑”是研究生导师履行好立德树人职责的三个基本维度，因此，方汉奇先生在40年的博士生培养实践中的言传身教和育人实绩，不仅对于我国已有的32家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如何培养博士生具有示范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其他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如何高质量地育人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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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3年第11期）
转自《学位于研究生教育》http://www.adge.edu.cn/ch/reader/view_news.aspx?id=20231127083857001
